如果能選擇，你還要「居家辦公」嗎？那些未浮上檯面的交織經驗
國外不少調查指出，即使疫情趨緩，員工仍想保留一定比例的天數在家工作，無法接受回到過去「每週五日進辦公室」的生活。 圖／路透社
國外不少調查指出，即使疫情趨緩，員工仍想保留一定比例的天數在家工作，無法接受回到過去「每週五日進辦公室」的生活。
誠然，並非所有職業類型、工作內容，都有辦法居家處理。然而，也存在許多行業組織僅是為了路徑依賴、不願改變規範而死守「員工就是要進公司」的觀念。組織內部的改造與創新，是否能帶來更好的效益，減少勞逸不均及管理成本的難題？這個問題，若非完整實驗過一次，終究有許多只是沒有依據的猜想，難以理性分析利弊。
幸也不幸，台灣在全球疫情爆發的初期便是國際優等生，縱使去年的三級警戒，多數人也抱持著「之後會回到正常」的心情；說不定，這反而使得許多企業錯失了數位治理與數位轉型的機會。居家辦公在台灣，尚非主流，一方面是防疫成果，另一方面或許是文化與產業別。矽谷已有「覆水難收的遠端工作：史無前例的員工抗拒潮」，德國也有《居家辦公法》的討論浮現。
我曾與幾位女性遠端工作者討論這一題，希望能在這題在國外已廣為討論、國內或許也仍有討論空間的議題中，補充一些未浮上檯面的交織經驗。
一、居家辦公，使家務勞動分配更不均？
有論者認為，就像工業革命發明了洗衣機並未替女性帶來解放，而是承擔更多家務勞動。女性若是居家辦公，或許會被期待「既能工作，空檔時間又能洗衣服」。台灣在性別平等的指標當中，家務勞動往往是進步得最為緩慢。確實多數時候，女性被期待要承擔多數的家務工作，在這種分工與責任的驅使之下，很有可能導致這個情形。
但是，也有另外一種可能，伴侶同住且都居家辦公，家務勞動能夠被「可視化」。原先家務分工可能是透過夫妻之間的言說協商，話語帶來的權力關係便會佔主要作用？實際上看到對方需要花多少時間、心力來洗衣服，亦可能增進同理與分工的調整。提升同住者在家的時間，固然可能帶來溝通上的衝突，但原先因為勞動而注定錯開的時空，也帶來一些經驗上的同理與重新溝通分工的可能。
同理，「帶小孩」這件事因為學校的關閉，也被迫使夫妻需要共同面對。撫養照顧已經超出遠端工作的範疇，無法居家辦公的人可能甚至需要請假，然而，無論是照顧或各種家務工作，不應該被簡化被視為純然的「對女性不利」，尤其這還奠定在一個不平等文化下「女性承擔過多家務勞動」的現實基礎。
二、居家辦公，屬於「住得好」的中產階級？
同樣在居住不平等的基礎之上，高房價、租屋市場差、城鄉差距等問題，都可能同樣複製到居家辦公情境上。但同樣地，我認為這題之於遠端工作，不該被簡化為純然的「有房階級、薪水高低與否」的利弊二分。即使是租在簡陋雅房的單身獨居者，若擁有一定比例、彈性的在家時數，對於改善居住空間亦可能是正面影響，例如忙於通勤的租屋族能夠更有餘裕地清洗居家用品，或是因應季節來重新配置家具、改善隔熱與照明。何況，若非疫情影響，勞工如果能自由選擇在家裡、甚至公共空間上班，省下金錢與時間的成本，也很難說只是對中產階級有利。
除卻薪水與是否需要繳納高昂租金等問題，「住得好」似乎伴隨著一種「所以生活過得好」的刻板印象。但試想對於許多內向性格，甚至失眠困擾、藥物需求者族群而言，每日人潮擁擠地通勤，以及辦公室的必然社交額度未必有助於他們的生活。此外，其實對於某些「生活並不那麼快樂、容易受集體與他人所影響」的人而言，他們或許是中產階級、或許居住空間不錯，但上班會帶來更多負面的情緒與壓力，反而在家工作更能調適身心，進而擁有更穩定的工作產出及效率，也不必擔心是否影響到群體。
去（2021）年，經歷三級警戒與降級「解封」，不少人重新看到朋友、同事而感到實體相遇的快樂，但也有人未必對此有強烈需求。以資產劃分階級是一種分類，有另一些難以分類、易受污名的標籤群體，就算住得不好，說不定還是比進辦公室，還要自在。
三、居家辦公，對生理期女性的「公平」
難以說這是一則「優勢」，因為台灣現有制度與職場本來就對生理期不適的女性相當不公平，即使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第14條明列「生理假」，對於「月經」作為一種通常每月都會遭逢的處境，仍有併入病假計算的上限。而更艱難的在於主管的態度及同事之間的揶揄，還有在各種可能的性別不平等文化上「反而不敢／想請生理假」。何況經期不適未必只有「每月一日」。若是居家辦公，更容易以種種因人而異的方式來舒緩疼痛，也能減少社交與情緒勞動等等額外負擔。
同時，只需簡單試想，無論何種生理用品，最大量被使用的衛生棉就容易造成悶熱潮濕的皮膚、婦科問題，棉條須攜帶替換、月亮杯需要清洗，布衛生棉與月亮褲也皆可能有上述問題。除卻經痛，這些問題對於女性，基本難以迴避。若能彈性在家工作，便無需逐日盤點生理用品，能選擇寬鬆的衣物，並即時因應需求清洗、更換，生理用品的選擇空間也更多，說不定能因此省下相關開銷。居家的選擇性，若以情境區分，對於月經者，甚至就只是「比較公平的選擇」，而非「遠端工作的優勢」。
然而，若是工作單位並未有好的遠端制度、數位治理文化或種種「因應彈性在家」的配套，這種合理調整的公平選擇性，也只會被視為員工的個人化特例。或許有些公司環境可以打造成更合適於月經者的空間，那也會是處理的途徑之一，不過疫情帶來的居家辦公潮已經示範了一種可能。
更多樣態的遠端工作者經驗，以及想像「這些工作能否在家處理？」
在家工作究竟好不好？因人、因身份也因工作而異。我們或許還需要更多不同產業別、不同職位的經驗，交織不同身份、處境，才能夠避免對於居家辦公的簡化刻板印象。疫情無法預測，超出疫情以外，未來說不定也會有其他情境，導致「員工無法進辦公室」。即使未有居家辦公經驗，也能思考「這些工作能否在家處理？」在多元經驗與想像力的基礎上，企業、組織若是勇於嘗試創新，現在仍是一個好的時刻，在下一波社會條件變化的時候，更有機會免於（被迫）轉型的衝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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